技術創新的鏈條非常漫長,影響技術創新的因素也多種多樣。毫無疑問,知識產權制度與技術創新有著密切的關系。知識產權制度作為一國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完善程度直接影響到技術創新的有效性和質量,影響到后發**經濟追趕的成敗。研究表明,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之間是非線性的。即使在發達**,知識產權制度本身也會隨著新興技術的發展而適當調整,平衡保護與開放,支持不同的知識共享機制。根據我國國情、發展階段和產業特點,借鑒**各國知識產權制度的經驗,推進開放、包容、平衡、有效的**知識產權秩序建設,建立和完善與自身經濟發展階段和水平相適應的知識產權制度。

在近年來已有的技術創新和知識產權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共同完成了《創新、知識產權與發展:21世紀的改進戰略》的研究報告。報告分析了當前**知識產權制度存在的問題和改革方向,對完善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細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報告提出以下要點:

專利制度對創新既有激勵又有制約。對于專利權、著作權保護等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人們普遍的解釋是,創新活動需要獲得知識產權壟斷帶來的相應回報,否則,就會因激勵不足而導致創新不足。但是,這種解釋忽略了以下重要事實:現行知識產權制度的一些規定限制了技術的廣泛傳播和使用,技術創新的程度越復雜,限制和影響就越大。

發達**的知識產權制度存在問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的知識產權制度并不完善。存在專利保護過度等問題,制約了知識流動,影響了技術創新。在醫藥、集成電路等技術密集型行業,專利叢林、專利長青特權等問題十分明顯。專利叢林問題一度影響到美國的飛機制造業,直到美國政府建立“專利池”才得以解決。在美國,每年的惡性專利訴訟費用高達300億美元,這無疑是巨大的浪費。

發展中**有必要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知識產權制度。普遍認為,發展中**應提高現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和嚴格程度,從而更有利于技術的傳播和轉讓。事實上,按照目前的知識產權標準,每個發達**在發展初期都存在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斯蒂格利茨強調,縮小知識差距是發展中**趕超發達**的重要因素;發展中**的總體政策應傾向于減少對知識產權的限制,因為更嚴格的知識產權制度將導致更多的財富以專利費的形式從發展中**轉移到發達**。

總的來說,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創新、經濟發展之間并不是單一的線性關系。對應于不同的產業、不同的企業能力和國民經濟發展階段,知識產權制度的影響是不同的。

知識產權制度設計固然重要,但并不是鼓勵創新的途徑。技術的“吸收能力”是影響技術交流有效性的關鍵環節。此外,知識產權制度本身也將隨著新興技術的發展而適當調整,平衡保護與開放,支持不同的知識共享機制。

例如,貝爾實驗室是20世紀美國成功的創新企業,曾經以其開放的知識產權和專利制度而聞名。為了避免政府的反壟斷審查等原因,貝爾實驗室向社會開放了美國專利,并通過各種學術渠道促進了技術專利的傳播和轉化。1956年前后,美國atamp;t(貝爾實驗室)約8600項專利向相應的美國專利申請者免費(或適度付費)開放,成為美國技術創新的重要渠道。

再比如,互聯網的蓬勃發展對現有的軟件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提出了挑戰,因為開源軟件為當今互聯網的運營提供了重要支撐,而大多數云計算服務提供商都是通過開源軟件平臺開發的。此外,**知識產權組織披露,機器人操作系統也采用了越來越開放的基于開源軟件的平臺模式。

現有的全球知識產權制度,無論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還是游戲規則的主要參與者,都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和跨國企業。美國知識產權出口(有償使用)約占全球知識產權出口(有償使用)的45%。美國企業80%的市值來自專利和品牌等無形資產,而非實物資產。U、 美國專利持有者是美國主導的知識產權體系的受益者。

產業政策是發達**企業創新的重要制度保障。美國政府指出其他**的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卻忽視了本國的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目前來看,美國政府都有大量的顯性或隱性產業政策,并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近60年來,美國聯邦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投入超過4000億美元,是美國大型跨國公司研發和創新的重要來源。此外,美國政府還擁有不同職能和類型的國有企業,如**鐵路客運公司、田納西河管理局和**郵政局。

知識產權制度的具體設計要有利于創新和經濟發展

知識產權制度的差異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和發達**之間,而且也存在于發達**之間。發展中**應在深入了解美國、歐盟等知識產權制度的現狀和歷史的基礎上,發展適合自身發展階段的知識產權制度。就我國而言,既要設計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促進知識流動,促進企業或個人之間的合作,鼓勵創新,實現社會福利化,又要避免專利保護過度等負面影響。

辯證地處理技術創新與知識產權制度的關系。知識產權保護的目的是促進技術擴散,進而促進技術創新。因此,知識產權制度設計必須正確、辯證地處理知識產權保護與技術擴散(創新)的關系,使知識產權保護適應技術的消化吸收,使系統設計更好地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鑒于各行業技術創新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知識產權制度設計應避免政策設計的“一刀切”,注意與其他產業政策的協調。

重視事業單位和公費科研的作用。技術創新的鏈條很長,涉及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和應用。企業在技術開發和應用方面更加積極,而政府則需要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特別是政府的產業政策可以在民間投資不足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與創新鏈相關的通用技術研發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等等,政府資助的各類研究機構和項目(包括國有研究機構和政府資助的民間研究)應保持研究成果的公共性(避免專利許可的“尋租”取向)。事實上,保持政府資助研究成果的公共性也是《比杜法》曾經堅持的原則。

重點推進地方企業的競爭合作機制,而不僅僅是競爭。市場結構和產權的碎片化對技術創新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這與開放合作的要求背道而馳。應當認識到,多種形式的并購是實現產業更加集中、減少知識產權束縛、促進企業建立競爭合作機制(而不僅僅是競爭)的有效途徑。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對于正在被后發**趕超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來說,地方企業之間的集中合作是非常必要的,而各種形式的并購重組有利于更好地實現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

把握當前**規則,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在推進開放、包容、平衡、有效的**知識產權秩序建設的同時,中國還應積極利用現有規則的可能空間,為國內外本土企業的成長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對于那些濫用知識產權的跨國公司,應采取反壟斷等多種競爭政策加以規制。作為發展中**,中國應與其他發展中**一道,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知識產權制度。